划重点：

1、在数字化转型领域，时而出现以新的词汇指称现有概念的现象。其结果就是大多数企业不断轻易建立、又不断盲目推翻用来支持转型的技术理念和框架。

2、技术的终极使命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吹的，更不是拿来炒的。技术是要为人类创造福祉，为社会发展做出正面的贡献，绝对不是纠结在名词的新旧之上。

3、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一定要靠传统企业自己发力，互联网企业和技术公司可以“赋能”，但主观能动性还是要把握在传统企业自己手中。

5 月 22 日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新基建”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被提及：“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 5G 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

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 “新基建”，不仅在经济社会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未来还将成为促进经济增长与转型的新动能。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新基建”究竟新在哪？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数字技术？数字技术未来会有哪些应用？企业又将如何完成数字化转型？

微软（中国）CTO 韦青从新、基、建三个方面，深度解读了数字化智能的未来。

以下为韦青先生发言实录，有删改，已经由讲者确认。

在疫情的背景下谈“新基建”，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首先，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认识到，这次的疫情已经成为过去若干年数字化投资成果的试金石，而且是一种非常真实的、而又冷暖自知的试金石。

说它真实，是因为在这么强大的疫情的冲击下，任何针对数字化转型的表面文章，无论多么光鲜，都会在压力下原形毕露；说它冷暖自知，就在于数字化转型的强大威力，如果在过去几年真正得以实施，那么在这次疫情的压力下，也会让当初的数字化转型决策者和实施者感受到它真正的力量，并且能够帮助社会、企业、以致个人解决真实的问题。

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就是对于那些在过去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认真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国家、城市、公司与个人，在突如其来的疫情期间，尽管初期大都会出现措手不及的窘境，但很快就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灵活性、适应性和鲁棒性。那些数字化程度比较高的企业，业务非但没有萎缩，反而还得到蓬勃发展。当然更精确的讲应该是非数字化业务都会受到疫情的负面冲击，但如果已经将数字化能力与传统业务相结合的企业，大都会因为数字化业务需求的井喷而弥补甚至超越传统线下为主的业务损失。这些公司过去几个月的繁忙程度要远大于疫情之前，就是数字化转型骗不了人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在全球的范围内，当然也包括中国，人们开始逐渐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这次疫情将会在全球范围内造就一个新的常态，这个新的常态是以数字化为基础而产生的。它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沟通和交流的方式。在这个新常态下，大家原来所习惯的很多场景将不复存在。

疫情已经让人们的很多习惯得到改变，以至于很多人开始发出这样的感慨：过去我们可能要花费两年才能完成的数字化转型工作，现在逼迫着大家两个月就做完了。这其实也反映出数字化转型看似困难重重，与其说“能力有限”，还不如说“意愿不足”。的确，从人性上来说大家都喜欢停留在舒适区，当没有一个具体压力驱动的时候，人们是很难主动的为巨变的来临做好事先的准备。

从实践中来看，国家、企业和个人数字化转型的阻力，“能力局限”只是一部分的原因，甚至都不是主要的原因。阻碍我们变革的障碍更多的来自于主观能动性以及科学的方法，和脚踏实地的精神，这也就是为什么全球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在疫情期间的研究讨论中，会谈论起人类需要重新建立科学的精神和常识。为什么是科学的精神呢？这就要谈到认知客观世界规律的科学方法论。大家知道在科学理论的发展进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关于科学证实和证伪的问题，而对于世界的认知又存在还原论与系统论的差异。近年来逐渐大行其道的机器学习的基本理论也来源于系统论的范畴。这些理论都指向一个最关键的基本点，那就是人类如何看待世界的变化以及如何应对世界的变化。因此今天我想在这个基础上来看待“新基建”的话题。

“新”

如果我们现在才知道“新基建”这个词，其实已经旧了。因为在 2018 年底，中央就已经发布出来这个词了，而且 2019 年整个国家的策略就是“新基建”，当然现在提出来是一种强化。在我看来大家不必纠结于这个“新”是相比于哪一个固定的“旧”的新，可以把它理解成发改委领导所阐述的 “内涵与外延” 不断变化的“新”，这个因人、因时、因事、因地、因势制宜的“新”才是核心。咱们的祖先 2000 多年前就说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在于告诫我们世界的发展规律就是日日求新，那么怎么到了今天我们忽然觉得“新”好像也是需要重点谈起的一件事呢？为什么不把这个“新”理解成任何社会能够发展壮大的常态呢？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说：如果一个公司，一个工厂，或者大到一个国家，某些事情不用去说的时候，可能这件事情已经内化到骨髓里面去了。从数字化转型，特别是 IT 行业来讲的话，“新”本来就是常态。如果不是每天都变革、革新的话，很容易被淘汰掉了。

如果从“日日新”的角度来看，“新基建”在重点反而不必纠结于何为“新”、何为“旧”，在这么一个巨变的时代，人类的所有常态都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与其说纠结于新、旧之间，还不如随时审视外围事物和环境的变化，遵循科学的方法论，在观察的基础上，先形成假设，再进行实验验证，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我们对于新的世界的新观点和新方法，因为人类的发展本来就是在不断的否定和完善过程中不断前行的。因此，新基建中的“新”代表的是一种动态的系统方法论，其工作内涵则是在“基”和“建”上。

从技术发展来讲，人类社会过去将近百年，其核心技术并没有本质性的突破。从当初以物质为基础的牛顿时代，到普朗克量子力学出来之后发现能量跟物质实际上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再到后来信息论的出现，发现原来物质、能量和信息实际上是一体的。过去几年出现了很多激动人心的技术应用，与其说是技术本身的突破，倒不如说是一个范式变革的时代，也就是把过去早已形成的理论更加系统性的应用到现实中的时代。

中国的改革开放，40 年前就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查德·费曼在《物理学讲义》中说过，在科学的领域中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不停地迭代，不断地试错，永远无限接近真相，但是永远到不了真相。因为科学的认知和能力，会随着科学测量仪器、手段的变化，不断进步和完善。

在这个大前提下面，大家可能就明白为什么在疫情的时候讨论“我们要重新找回科学精神”，因为在这样一个巨变的时代，如果没有科学精神守城的话，就无城可守了。

当今的技术发展特征大家都知道，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5G 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技术特征。但是有这么几个人需要我们很认真地思考，不知道大家对图中三位先驱是否有印象。

例如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负反馈让你的系统按照目标精准运行，正反馈促使系统在边界条件内呈指数型增长。关于发展，有一个著名的系统思考的例子，讲的是假设在一个荷塘里面，如果荷叶不断呈指数型生长，50 天铺满荷塘，这也意味着青蛙将完全失去生存空间。再假设青蛙需要至少十天时间解决荷叶增长的问题，也就是说青蛙要至少在第 40 天的时候就要做出保护生存空间的反应。那么问题来了，在第 40 天的时候，青蛙能够看到什么样的危机现象，可以促使它做出及时的反应以求得生存？这是一个典型的指数型增长的案例，答案就是在第 40 天的时候，青蛙所看到的只是一个覆盖面积不及荷塘总面积 1‰的荷叶覆盖景象，如果没有对于变化的本质性认知，按照常理而言，青蛙是不可能因为 1‰的荷叶覆盖率而产生提前行动的意愿，但这样的结果就必然是最终完全丧失生存空间。

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系统发展论的观点，拿这个观点来反观我们现在对于即将到来的巨变时代的理解、判断和反应，是非常令人深思的。这种发展观点，同样适用于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等与“新基建”相关的技术选型与决策。

在技术行业内一个通常的说法是，技术的竞争在你意识到落后时已经结束。基于同样的观点，我经常建议同行们认真思考一下关于弯道超车的说法。到底是“弯道”还是“换道”，一字之差，本质之别。就算以赛车运动项目自身实践为例，真正有资格进行所谓弯道超车的后进者，大都是车况和车手非常优秀的前提下，因为偶尔的失误或大意而暂时落后，才能够做这种尝试。在现实的技术竞争领域，我们所看到的大都是“换道”策略，重新开辟相关的、但是新的战场，以谋求致胜先机，极少能看到在原路上超越的案例。如果真有所谓技术领域的弯道超车案例，我们看到的反而是领先者开发出新的业务领域，正在逐渐放弃已经渐渐落后的技术路线，给后进者的误导好像是能够实现弯道超车。当然这个也不可一概而论，但起码我们需要有对于“弯道”和“换道”竞争理念的冷静认知，尽量不要一错再错。

基于“弯道”与“换道”同样的社会现象，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对技术术语与技术本质的关系进行思考。在科技界历来有发明新词汇的传统，在理查德费曼的另一个讲座中，他也曾经自嘲过物理学家发明新词的强大能力。他同时提醒听众不要被科学术语所迷惑，而要去研究技术的本质是否有真正的进步，在这个方面，另一个小故事或许可以为这个观念做个注解。据说林肯在做律师的时候，曾经为了阐述人类所发明的语言在表达事实真相时候的局限性，提出过一个问题：

• 如果把一条狗的尾巴称之为腿，那么这条狗有几条腿？

• 五条腿？

• 不，狗只有四条腿。狗这种动物有四条腿的事实不因为用“腿”这个词汇来描述尾巴而有任何改变。

在数字化转型领域，时而出现以新的词汇指称现有概念的现象。其结果就是大多数企业不断轻易建立、又不断盲目推翻用来支持转型的技术理念和框架。当我们追“新技术”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很累，仔细想想，其实它的本源不一定有那么新。

关于中国科学与技术界在基础理论和计算机领域的的先进性，大家知道不知道钱学森先生在上世纪末就提出的“复杂巨系统论”，当时已经在全球领域都是非常先进的，中国在 80 年代、90 年代，由北大王选教授及其团队自主发明的计算机控制激光照排系统一出来就站在了世界计算机激光照排制高点。这些都是重视和坚持基础建设的实际成功案例。大家发现没有，这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基础建设案例靠的都是多年培养起来的扎实的数学、工程、信息、控制和系统的底层能力，才有后来变化和灵活和适应性和鲁棒性。我们曾经有很深刻的基础理论指导，但是这些理论我们是否还在继续研究、推广，还是被其它新鲜的噱头所取代了呢？

我们应该用“因事、因时、因地、因人、因势、因财……”制宜的复杂系统观做新基建的发展，而不是一堆人变成这个变成那个，变来变去我们还是抓不住基础理论的发展、完善和应用。

“基”

在计算机架构领域， “基”跟“分层结构”一样，都是活的。这个基础架构随着人力、财力、知识水准和数字化程度是不断改变和提高的，不存在一个固化的概念，尤其不能死抱着一个概念不放，这是“基”。

在这方面有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现在国内对于数据中台与数据平台的争论。客观而言，就像刚才介绍的林肯关于狗腿和尾巴的故事一样，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的是对于企业业务流程的梳理和优化，以及在企业业务流程基础上的数字化建模，和在企业数字化模型基础上的数据采集 / 传输 / 存储 / 管理 / 应用 / 更新 / 迭代的分层结构。不管我们拿什么样的名词来指代这个结构，这个结构需要与企业自身的业务特点、数字化水平、资金状况和人力现状以及企业上下游的行业特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全球发展状况相匹配。这种架构必须是与时俱进的，不断优化与完善的，符合自身能力特点的，能够产生预期业务效果的数字化能力，否则就会出现一方面有大量的对于技术术语的解读，而另一方面连最基本的企业数字化现状评估与次第发展路径都缺乏的脱节现象，这种脱节现象是靠任何的先进的术语解决不了的。

在技术领域，基础的概念一定是最简单的概念，但也是最难实现的概念。我经常拿楼房做比喻，楼房是建来给人用的。有些人采用的是拎包入住精装商品房方案，这类人对于房屋改造的能力只能建立在购买不同的家具，或者采用不同的窗帘和灯具等等表面的改造能力基础上，可以住的很舒适，但是并没有很多的主动权利。

还有一类群体的变化能力稍强一些，有能力重新装修毛坯房，那么这类人所拥有的居住环境就比拎包入住式的精装房要更灵活一些，更自主一些，但投入也更大一些，对自己的能力要求也更多一些。

当然还有一类就是能够从打地基和楼房的设计和建设做起的。这一类人对于居住环境的灵活性就会更大一些，但投入也会更多一些，对人才的要求也会更高、更全面一些。

还有一类是能够从选择合适的地段环境开始着手，具有对于社会发展前瞻性的判断，知道哪一个地段会火爆起来，知道这个地段的人文地理特征、地质结构以及未来可能的环境特征、人员特征以及政策导向，那么这一类人对于房屋的判断、理解和把控就比拎包入住的精装房思路不在一个层级。

这几类客户类型的基本需求都是需要有房子住，但由于对于基础建设的不同要求和投入，而产生了不同的基础能力，但也有了不同的资质。大家试想一下，这怎么可以用一个概念、一种能力、一类架构而指称所有的需求呢？因此这个“基”对每一个城市、每一间公司、每一类人的解读都是不同的，也可以说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公司、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新基建。

在《万物重构：智能社会来临前夜的思索》中，我提出了“云 -> 物 -> 大 -> 智”技术发展次第论的观点，也就是说技术的进步不仅要把握方向，还要把握节奏和力度。跟刚才讲的楼房的建造和使用是一个道理，再高大、再优秀的建筑，也是由零地平之下的地基和零地平之上的结构所共同构成，不可能我只要 100 层以上的风景，而不去打 100 层以下的地基以及 100 层与零地平之间的建筑结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技术发展方案，大都重视 100 层以上的风景多么美好，少有人关注如何从底层建到 99 层，更遑论关注于 100 层的楼房需要什么样的地基，什么样的底层管网设施。在这种思路下打造的岂不变成了空中楼阁？那就离基础建设的要求就相去甚远了。

刚才所说的“云 -> 物 -> 大 -> 智”是正向推演的路径，从理解上来说，要反向的看。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目标是要进入一个智能社会，智能社会有它的基础建设要求，其核心是与数据相关的基础设施。依据当前的智能社会发展范式，其机器智能的来源需要靠大量优质的数据去喂养。如果现在的数据既不大也不好怎么办？要在数据基础上下工夫。客观而言，我们现在还仅仅是有比较多数据的阶段，还远没有到大数据的阶段，而且在很多领域连最基本的数字化建模都还没有做好。这种对物理世界的数字化建模，需要的是非常扎实的数学的能力，需要非常扎实的线性代数、微积分、概率论的能力。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可能是大学一二年级，甚至是高中时代就已经掌握的能力，才是智能社会建设所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我最近也会写一些文章为企业高管和政策决策者提出几个基本的高中数学和大学一二年级就需要掌握的数学能力，这些数学能力看起来很浅显，线性代数、微积分，但是它却能够为深刻理解万物互联的智能社会打下很好的基础。

那么大量优质的数据从哪里来呢？物联网是提供大量数据的基础，物联网建立在云计算上，云计算不是像它的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是云里雾里的，它跟云就没什么关系。它是社会关键基础架构。微软称其为“世界电脑”，同时需要一个世界级的操作系统进行管理和应用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极度放大的计算机操作系统，也就是一个万物操作系统，我们人类下一阶段目标就是为物理世界搭建一套管理存储、管理通讯、管理数据、管理计算、管理安全、管理交互的操作系统。

在万物操作系统中，设备、人、工作、流程都是像一个电脑一样精密的运转，帮助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用户满意度。我觉得这个是我认为所谓的“新”。

这是一个中央的计算，再加上无限顺次边缘，无限量的从中央推进到最边缘的计算应用场景。在这种语境条件下或许能够更好的理解为什么以 5G 为代表的下一代通讯技术这么重要。一个可靠、及时、安全和快速的通讯系统是从中央到边缘覆盖整个人类社会的智能操作系统的支撑骨架，正因为它太重要了，所以我倾向于用“下一代通讯系统”来指称包括 5G、6G 甚至 7G、8G 在内的未来通讯制式。不要只局限在一个数字上，这种灵活全面的对通讯技术的定位和认知，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尤其是技术决策者做出更加符合现实需求，同时能够为未来的发展留出足够冗余空间的通信技术决策。

“建”

当我们在发展技术的时候，要充分理解技术的终极使命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吹的，更不是拿来炒的。技术是要为人类创造福祉，为社会发展做出正面的贡献，绝对不是纠结在名词的新旧之上。

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我觉得一定要靠传统企业自己发力，互联网企业和技术公司可以“赋能”，但主观能动性还是要把握在传统企业自己手中。

以微软为例，我们自己就是一个传统企业转型的实际案例。如果我们完全照搬所谓互联网企业的转型方案，微软是无法达到今天的结果的，因为我们的优势和核心基因是一个软件公司、是一个平台公司、是一个赋能别人的公司，而不是一个互联网公司。我们也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自身的特点，在充分结合互联网行业的经验以及教训，但结合自身特点是为主的，然后找出了一条自身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道路，才有了今天的暂时的成绩。

基于这种自身转型的理解，我们在帮助行业内其他所谓的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赋能的时候，我们到一个公司第一天就说，“如果我比你更懂你的产业的话，对不起，那你就不应该在这了，就应该我们来做了。同样的，如果你能比我们更懂软件、平台以及数字化生产力的话，那我们就没必要在市场上生存下去了”。行业专家和数字专家的结合才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谁也代替不了谁，而且谁想代替谁日子都不会好过，不会产生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当很多传统企业在哀叹业务的艰难时，我们所看到的却是过去几十年的传统企业日子太好过了，生存压力还是不够大，企业的发展其实还是可以靠继续压缩成本来实现。尽管这种生意越来越难做，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认真比对一下在数字化转型比较坚决和暂时成功的行业，企业的生存压力和竞争挑战要大的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些行业反而可以迫使很多公司主动具备转型的意愿，然后才发现原来自己的转型能力并不是自己想象那么差。过去这两个月的疫情压力，已经让我们看到，大部份企业都有很强的自我变革能力，缺的只是主动的变革意愿。绝大多数企业，像前面讲的青蛙与荷叶的故事一样，依旧停留在误以为传统竞争优势可以继续维持和误以为自身缺乏数字化转型能力的误区内，直到有一天猛醒，才发现那个过去的成功幻像早已烟消云散。

要知道，其实传统企业一点也不传统，有很多优秀的素质、人才、行业经验和产业链布局，只是需要不断革新自己，建立新的数字化能力，结合自身在行业业务流程、模型方面的积淀，只要能够放下包袱，在自身具备转型意愿的前提下，与数字化赋能公司配合，认真实施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就会发现真实的情况是“你能我也能”。

依据这种态度和思路来理解新基建，或许就可以一方面打造出自身的基础建设能力，另一方面能在这一轮的轰轰烈烈的新基建浪潮中，找到符合自身特点的新定位和获得符合自身需求的新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