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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工还是零工？

灵活用工是近来非常热的话题，知名的灵活用工平台都在宣传业务外包、自主接单、按结果计费、为自己打工。好处确实是这样的，但是灵活用工平台没有宣传的是，公司的人力成本也大大降低了，因为灵活工作者得到的只是外包业务收入，不可能享受劳动关系模式下员工的社保福利。

这个问题我们还没重视，美国政府却先为灵活工作者鸣不平了，动静还不小。加州政府正式起诉共享租车公司 Uber 和 Lyft，称他们违反了加州劳动法案 A.B.5，将司机错误地划归为零工，没有为其支付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福利待遇，而由全体纳税人付出了代价。当然，Uber 和 Lyft 仍然坚称这些司机是独立承包商，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员。

官司还会漫长地打下去，美国的企业可不那么听政府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到底是“灵工”，还是“零工”呢？前者强调灵活工作，而后者强调零星工作。

我们想象中的灵活工作者是拥有资深的专业能力，和独立的个性，在家里、咖啡馆里，就把业务谈好了，把事办好了，把钱挣到手了。当然，有这样高大上的，但其实更多的是基层服务人员，他们在接听客服电话、在送快递和外卖、在拉客人去机场的路上。

我认为，把庞大的基层灵活工作者纳入正式员工，肯定是不现实的，那样做等于又回到企业雇佣员工的老路上了。灵活用工的本质是规模经济，削减由各家公司承担的运营成本，集中到少数平台上，同时平台把人力成本转化为业务外包成本。

问题就摆在眼前，怎么解决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种办法：

1、平台必须提供必要的劳动条件，比如工位、口罩、工服。必要的时候，还应该提供饮用水、洗车等服务。

2、平台应该设定标准工作量，灵活工作者超过标准工作量后，给予的业务外包费更高，相当于加班补贴。这点大多数平台已经做了，可以显著提升灵活工作者的稳定性，但是工作量很少的呢？平台很少有精力跟进，问问他是生病了？还是换其他工作了？给予病假补贴不现实，只能通过保险方式解决。

3、说到保险，平台应该给灵活工作者至少提供意外伤害性质的商业保险，有医疗保险更好。这已经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了。如果没有缴纳社保，又没有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灵活工作者将完全暴露在高意外伤害的环境中。

4、平台应该给灵活工作者提供一个选择的机会，是否帮助其代缴社保公积金。当然，大多数灵活工作者考虑到自己的收入，和工作稳定性，不会选择，但肯定有一些愿意稳定工作，关心自己长期利益的人员，会选择该服务，从而享受社保福利，而且这类人员会越来越多。

5、灵活用工平台能做到以上几点已经很好了，但我还想从商业模式上提两点，一是平台不能纯靠低价策略来吸引客户，二是平台更多让利给灵活工作者。平台客单价低，又要盈利，要赚大钱，还怎么给灵活工作者更多的收入和福利呢？这个话题很大，我也不熟悉，只能猜测一下。对消费者来说，平台能够将价格降到 80%，对于灵工工作者来说，平台能够把 80% 的收入付给他们，可能是多方更能接受的局面。

作者：李北辰
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91831769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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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过后，一切趋于平静，今年双 11 在喧嚣中结束。按照惯例，接下来的一周，就是大众对快递包裹的望眼欲穿。
今年天猫双 11 共创造了 12.92 亿个订单。12 日晚，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 CEO 张勇也赶往中通，圆通，韵达，申通等快递公司，表示“感谢全国 300 多万物流人，大家创造了新的世界物流高峰。”
而几乎就在等待快递小哥的过程中，我无意中刷到一条新闻，读到一个久违的名词：“零工经济”。
最近，58 同镇联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对 1.6 万余名县域居民进行调研，发布了一份《2019 中国县域零工经济调查报告》。根据报告显示，35.11% 的县域零工工作与互联网相关，如网约车，外卖，网店等职业。“互联网 +”类零工在各种零工类型中排名第一，这意味着，网络已深深植根于下沉市场用工领域，与互联网相关的零工经济已成为县域民生的重要支撑。
早在许多年前，就有学者断言，零工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一大重要的经济形态。而在当代中国，零工经济也已随互联网的下沉直达广大县镇。
什么是零工经济？美国学者黛安娜·马尔卡希在《零工经济》中写道：“如果把当前的工作世界看作一把尺子，设想它一头是传统意义上由企业提供的职业阶梯，另一头是失业，那么两头之间范围广，种类多的工作选择便是零工经济。”
而这把尺子的两端，正日趋由互联网搭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他们身披不同的颜色，终日穿梭于城市中间，维系着当代人的效率与体面。

其实谈及零工经济，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多少有些误区，比如打零工“是因为经济低迷”，“是找到稳定工作前的过渡期”。事实上，大概两年前，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就曾在一份报告中破除过这些误区。
首先，全世界投身零工经济的人并不少。在欧美，有 10% 到 15% 的适龄工作人口通过打零工谋生，还有 10% 到 15% 的人把打零工作为主业之外的副业。MBO Partners 连续 9 年发布的《美国独立工作者市场状况报告》同样显示，美国独立工作者市场在持续增长，2019 年达到 4110 万人，他们过去一年创造的收入价值 1.28 万亿，相当于美国 2018 年 GDP 的 6.2%，等于西班牙 GDP 的总值。
其次，零工经济的井喷与全球经济的低迷并无正相关。相反，受益于灵活的工作形式和较低的准入门槛，自由职业有可能促进宏观经济的复苏，解决部分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调查显示，欧美国家就业市场中有 1 亿不完全就业人口，都表示想要更多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至少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打零工看起来并非是某种“过渡”。麦肯锡的数据显示，大约 70% 的自由职业者是自愿打零工，且与传统行业的人相比，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似乎更为满意。
尤其在中国，也许是出于对城市化进程的某种乐观，也许是刻意渲染对城市中产处境的悲观，在一些传播甚广的文章中，互联网甚至“重构了城市的社会秩序，零工们获得前所未有的工作机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阶层的壁垒。”
当然，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当新事物出现，有人看到明面，自有人翻到暗面，自诞生以来，对零工经济的利弊一直都有争端。
早在两年前，《自然》杂志一篇文章就曾发问：零工经济是为人带来福利，还是增加了“剥削”？就像人性底色总在“自由”和“安全”两端摇摆，尽管个体看似自由，却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社会保障，社会缺少一张安全网为他们兜底。
而平台与个人之间的这道桥梁，也并不像想象中那般稳固。牛津大学数字地理学家马克·格雷汉姆团队调查的 68% 的受访者曾表示：网络平台给予的工作机会是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但在零工经济平台上，明显供大于求，劳动报酬很低，且工作要求往往很紧急，导致很多人必须加班加点——关于这一点，外卖小哥和快递员应该深有体会。
更何况，自由职业者并非真的“自由”。
研究劳动社会学的学者梁萌曾以互联网家政工为例指出：金融资本与互联网技术共同构建了互联网家政业“强控制 - 弱契约”的用工模式，通过轻资产战略延续家政工弱契约的劳动关系，又通过管理控制的多元化主体加强对劳动者的管理控制，形成强控制的劳动过程类型。
而关于零工经济的未来，就像她总结的那样：“当‘互联网 +’的浪潮以横扫一切的气势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对这类强控制 - 弱契约用工模式的关注就显得更加必要。据此，我们将得以窥见未来工作变迁的可能方向，并深刻理解资本、技术对劳动的改变将要把劳动者带向何方。”
嗯，在某种程度上，零工经济是洞察社会的一面镜子，它让人们知道，在稳定与自由，安逸与焦虑，沉闷与活力，公平与效率之间，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其实都在不停地左右摇摆，而我们能做的，只是让摇摆的力度尽量舒适可控。